郭静超：宿白，一个北大教员的考古人生
“宿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至明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他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考古学教学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
“我觉得宿白首先是个考古学教育家。为了提高教学，他做研究。他也是魏晋到宋元这一历史时期的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徐光冀
“宿先生曾说，进行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就是要将文献和考古相结合，它们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个都不能偏废。这样你的研究才会扎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
“如果要在考古学家里找一个历史学家的话，他是最突出的代表。考古和文献，他都做得很好，而且将两者结合得也很好，所以，他才成为宿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宿白在1949年以后开辟中国考古学教学体系的过程中，把石窟寺等地面以上的遗迹纳入到考古学的调查和研究范围。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但是很少有文章提到这一点。”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
“宿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不管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他都把精力和关注点放在学术上。这很重要。他也教我们，写文章一定要客观，对事不对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梅田
“在我们眼里，父亲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从来没觉得他有多厉害，他不过是尽职尽责而已。”
——宿白之子宿志一、宿白之女宿志丕
“宿白早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古籍整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始全力投入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和教学……主要研究范围是汉以后考古……”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引自宿白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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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武州山下，云冈石窟第20窟的露天大佛前，从来不缺少游客。在大佛慈悲安详的目光中，人们驻足、观看，以镜头前的百样姿态记录自己与大佛和云冈石窟的独特联系。
80多年前，一个青年大学生，在抗日战争年代，来到云冈石窟。尽管后人已经无法得知他当时的心境，但他后来经常来到这里，以新的方法研究云冈石窟，并最终安息于此。
实际上，他把中国石窟寺研究纳入考古学的范畴，“领导主持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立。”1不仅如此，他将两种工具——考古和文献娴熟地运用在汉朝以后考古学研究中，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推向前所未有的深度，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从他开始，考古学界开始有了佛教考古、城址考古、古建筑考古、隋唐考古等细分的研究领域，而他的学生只是研究其中一部分领域。
宿白画像，罗雪村绘
宿白（1922年8月3日-2018年2月1日），自认只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教员，甚至不自称“教授”，却是中国考古学教学体系的开创者。
在当今考古学人眼中，宿白更多地被视为老师。他的学生广布海内外，多是相关领域研究中的佼佼者。他和学生之间，也有着复杂多样的关系。有的学生可以与他亦师亦友、无话不谈，在他家看书用餐；有的学生则敬畏老师，连他家的一杯水也没喝过；也有的学生不仅让他生气，还因人品学品问题被他拒绝再见面。
宿白的著作不算多，但经过岁月的磨砺，却更显得沉甸甸。不仅学界奉其为圭臬，连大众读者的评价也显得与众不同。
《宿白讲稿》的书评里有人写道：“怹（音tān，‘他’的敬称）可是考古的呀，文献学是真扎实。”
《中国石窟寺考古》的书评里，有这样两句话：“马拉松式阅读宛如苦修，但真的是太值得！”“给一百颗星，每次五星，读二十遍。”
《白沙宋墓》的书评中，一位读者说：“估计包括我在内的九成读者只能说得上是‘翻过’而不是‘读过’。完成这么惜字如金但展开极其丰富的小书，估计宿白先生该是读过超过本书厚度成百上千倍的文献。”有人直接感慨道：“高山仰止，目瞪口呆！这本小书我是一边看一边赞叹。”也有人说：“宿白一出，谁与争锋”2……
三座宋墓和一部报告
1950年6月至7月，淮河流域遭到多日暴雨侵袭，多地降雨量刷新历史极值，“淮河中游几乎全线溃决”，包括颍水在内的多个支流灾情更重。3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灾民达1300万人。为治理淮河，政府决定修建16处山谷水库，其中一个即为白沙。4
为配合土方工程，考古工作者发掘了白沙水库区域内的遗迹，其中包括数十处遗址和三百余座古墓葬。共三支考古队参与发掘，宿白参加了中央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所组织的工作队。5 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间，他主持发掘了河南禹县白沙镇的三座宋墓。
这三座墓是北宋中晚期在中原地区出现的一种新型墓葬——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不论在墓葬的规模形制上，还是仿木建筑细部和彩画制作上，以及雕砖壁画的题材和内容上，都是空前的发现。”6
宿白在1954年5月末即编写完成的考古发掘报告《白沙宋墓》，更是让这一次的发掘成为考古学史上的重要一页。该报告主体为四部分。前三部分记录了三座墓葬的发掘经过、墓葬构造、装饰和人骨等。第四部分类似结语。他结合宋辽金时期的历史文献以及同时期的考古发现，认为墓主人是北宋年间兼营商业的地主赵大翁家族。7
宿白著《白沙宋墓》手稿（右）及书籍（左），摄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内的宿白纪念馆
对发掘经过和墓葬进行的客观描述，在宿白看来是必要的，他认为，“考古发掘报告是一种档案，不同于论文，它的写作应当尽量的客观，把发掘报告写成夹叙夹议的形式是不妥的。自己有什么看法放在注里……”8从1957年第一次出版以来，《白沙宋墓》在2002年和2017年又先后再版。在不少学者看来，这份报告的更重要价值在于它的注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3入学北大的杨泓说：“像宿先生的这份研究报告，不是每个人都能写的，也不是每个宋墓都能写成这样。首先，这个墓葬在规模形制上，没有能超越它的。到现在也是如此。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报告中的注释。他的注释文字比正文还长，那就是他的研究。很多注释就是一篇小论文。”
宿白所做的解释性注释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如盛酒器“经瓶”、仪仗中的骨朵、乐器中的排箫、夫妻享用的开芳宴、绘有水波纹的屏心画、柜子衣架等家具以及研究宅地墓地风水的堪舆术等，都在注释中参考大量文献加以讨论。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1954年入学北大的徐光冀所说：“宿白在报告中，将文献用得很好，恢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87年入学北大的李梅田说：“宿先生在注释里用大量的文献讨论问题，这些议题又都是以前大家从来没有关注过的。后来的学者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注释去拓展话题。而且，他提及的大量文献，很多人可能闻所未闻。而宿白之所以能做到，与他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室里的工作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是一家普通的大学图书馆，在1940年代，藏书即达到了五十余万卷。其藏书量仅次于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9而宿白在这里的工作和研究经历，也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两个不同的“北京大学”
宿白生于1922年8月3日，辽宁沈阳人。祖父做过铜匠，后来积累了一些家产，买了些地。宿白的父亲学习法律。以宿白之子宿志一的话来说即是：“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宿白这一辈兄弟姐妹共六人，三个男孩，三个女孩，他排行第四，在男孩中排行老三，字季庚。宿白女儿宿志丕说：“按照三姑的说法，这些孩子中，我父亲和大姑最受宠，因为学习最好。”
青年时期的宿白，摄于宿白纪念馆
1932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扶持建立了伪满洲傀儡政权。宿白在一次访谈中说：“上中学时，我逐渐对历史和地理产生了兴趣，在伪满时期，这两类课只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越是不讲，我就越想知道。”10
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追寻使得宿白在1940年考大学时，选择了东北之外的北京大学。不过，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却与他后来工作、执教一辈子的北京大学有些不同。
宿白女儿说：“从父亲和家人的来往书信可知，他当时离开东北到北京上学，有跑反的意思。”然而，十七八岁的宿白，当时也许还不完全清楚，此时真正的北京大学已经南迁，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辗转来到了云南昆明办学。而在北京大学原址上建立的学校，是当时日本扶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整合北平大学所设立的。虽然大学名称仍为“国立北京大学”，但一般被称为伪北大。
在伪北大任教的老师中，有的从其他院校转来，有的曾经担任过北大教职。既有日籍的或亲日的老师，也有很多教授是因年事已高或行动不便等原因留下来的。11这其中就包括冯承钧。
冯承钧先生（1887-1946年）早年留学比利时和法国，是我国近代重要的翻译家和中西交通史专家。归国后，冯承钧先在教育部工作，后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29年，冯承钧患中风，之后身体一直未痊愈。1937年抗战时期，他因病无法离开北平，接济又中断，生活十分困难。1942年（或1943年），不得已抱病出任伪北大教职。12
宿白曾跟随冯承钧学习，并在日后对女儿提起过这位老师，也和自己的学生提起过他。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2000年入学北大的李志荣回忆道：“宿先生曾说，在抗日战争的环境里，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到后方去。冯承钧身体不好，家里人口又多，没有能力南迁。他又说，在学术上，冯承钧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翻译文章时，翻着翻着就‘翻’进去了，就成为研究中西交通的重要学者了。”
杨泓回忆说，宿白和冯承钧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经常去冯先生家。冯先生的小儿子叫冯先铭，后来成为中国陶瓷史专家。有一次，冯先铭对杨泓讲，自己很怕宿先生。杨泓曾问宿白缘由。宿白说：“那当然啊。因为当年在冯先生家，冯先生让我管他。”
1946年2月9日，冯承钧在贫病交加中离世。他的遭遇令很多学者同情，包括南迁的北京大学教授。时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先生（1899-1981年）在2月11日参加了冯承钧丧礼后，在日记中写道：“子衡先生名承钧，战前中风，以故不能南下，赖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接济，从事译述。自珍珠港袭击，美对日宣战，接济中断，又一年始入伪北大任教，入伪北大前尝为敌人宪兵痛殴，并亲见敌人以角牴方式摔其子先恕致毙，惨痛无比，然以入伪北大之故，不与忠贞之列，政府馈遗皆不及，贫病交迫。”抗战胜利后，郑天挺想请冯承钧继续担任教职，但他“已不能到校上课，学生皆就其居听讲。”他也曾多次筹钱帮冯承钧治病，但终究“无回天之术”。他在日记中悲叹：“呜呼！可痛也已！”13
除了师从冯承钧，宿白也曾跟随孙作云先生（1912-1978年）学习。孙作云是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主要从事楚辞、诗经、民俗、神话等方面的研究。李志荣后来在整理宿白书籍时，还曾发现一本孙作云的课堂笔记，记的是赵万里的版本课。
此外，宿白也曾提起自己的日语老师张我军先生（1902-1955年，著名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之父）。张我军是我国台湾作家，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也曾在北京学习、教书。李志荣回忆，宿白曾经向她介绍过张我军，并讲述张我军反对日本侵略和文化殖民的鲜明态度。张我军曾经在1926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拜见鲁迅，并得到其鼓励。14鲁迅回忆说：“正在困苦中的台湾（注：当时台湾被日本侵占）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做学生。”15
1944年，宿白大学毕业。这段人生经历，他的学生们从未问过，也不敢问。但他自己却和学生、家人提起过这些老师，还经常和女儿提起伪北大。在动荡年代里，在民族危亡时刻，这些传道者、思考者教给宿白的，或者说，给予他的影响，远非知识本身。
结缘北京大学图书馆
除了跟随老师学习，宿白还经常沉浸在另一个知识的海洋里，那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根据他个人的回忆文章记述，从1940年进校开始，宿白就经常出入北大图书馆。16他说，自己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可分成三个阶段：学生阶段、在图书馆工作阶段及离开图书馆工作以后的阶段。
学生阶段，宿白就经常“发掘”古书，包括佛经典籍，同时又注意古籍的不同版本。1945年，经当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介绍，宿白到北大图书馆工作。1946年10月北京大学正式复校。同年，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准约请赵万里先生领导主持编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盛铎（木斋）旧藏善本目录》。宿白也加入李氏藏书的编目工作。17
李盛铎（1859-1937年）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收藏家。他去世后，其后人在1939年将李氏藏书的绝大部分以40万元售予伪北平政府，之后交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这批书共计9087种，5万多册，为北京大学馆藏善本之精华。18
自1946年至1950年间，赵万里先生指导宿白学习版本目录学，例如如何弄清楚相同书籍不同版本的承袭关系，为什么有的版本好，有的版本不好；评议李盛铎收藏这些书的历史背景、所做题记和校书方法等。19 宿白曾说，赵万里是版本目录学与古文献整理方面公认的大家；在工作中，他“领略到先生对古籍了解之深广与识断之精审，多受教益。”20
版本目录学是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重要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许多人会认为一本古籍的内容，从古代流传下来就没有变动过，但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在变化。不同版本中，有抄错内容的，有因为避讳删掉名字的，也有增加和减少内容的情况。所以研究古籍的不同版本，能帮助你解决不同的历史问题。在考古学界，宿白最熟悉文献和版本目录学。专门研究过这个的，据我所知，考古学界好像就他一个人。”
“宿白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对他来说，是如虎添翼的事。”李梅田解释说，“既然编目，就要一本一本地翻阅。即使到现在，再也没有哪位学者，包括历史学家，能比宿先生更熟悉文献的。”
杨泓说：“宿白对善本的研究是很深刻的。他在版本学上的造诣，是整个考古学界唯一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杨泓提起后来的考古学者，包括自己时，这样说：“我们这一阶段的人，只有徐苹芳在版本学上知道一些，但和宿先生不能比。我呢，哪懂版本，不懂版本！”杨泓是北京人，曾祖父是晚清爱国外交家杨儒（1840-1902年）。他说话是地道的京腔，透着一点幽默，更透着学者的严谨和谦虚。
他也提到现在学生的文献功底：“现在的学生看的二十四史是标点本。我们念书的时候，没有标点，需要自己句读。现在的学生没有这个基本功。”但他觉得，要做好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版本学是非做不可的事。
他认为，宿白能够在历史时期考古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版本学的基础太重要了。“他在北大图书馆发现的大金碑碑文，如果不做版本学研究，不去仔细翻阅手抄本，根本连看到它的机会都没有。”
1947年，宿白在整理书籍时，在缪荃孙传抄的《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一篇碑文，名为《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全文2000多字，记录了自唐代到金朝有关云冈石窟兴修和设置的历史。21这一碑文的发现为他日后开启对云冈石窟的崭新研究找到了钥匙。
学考古、学绘画
1946年，已经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宿白，又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古器物整理室担任助教，当时古器物整理室的主任是向达先生。梁思永先生和裴文中先生为考古学导师。第二年，宿白兼读文科研究所考古组研究生。22在这一阶段，他上午去文科研究所，下午去图书馆。
据宿志一查阅父亲手写的材料来看，宿白的研究生导师是向达。他也曾听过陈垣讲中国佛教史，听裴文中讲考古。此外，宿白还去中央美术学院，跟随画家董希文学习素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入学北大的安家瑶说：“宿先生对学画这段经历记得很清楚。他说，早上起来，快到美院门口时，买一个大大的热馒头。吃一半儿，留一半儿。学习时，用炭笔画，有不合适的地方，就拿馒头擦。”这一细节恐怕只有懂行的人才知晓。
安家瑶说：“宿先生很好学，为了学好考古，去学画画。”后来，擅于绘画成为在学界流传甚广的宿白学术素养之一。陈星灿对此亦有耳闻，他说：“宿先生做发掘或考察时，可以说是走到哪儿就观察到哪儿，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很多石窟寺的像是他自己画的。”
宿白在《中国古建筑考古》讲义中的手绘图，摄于宿白纪念馆
没有数码相机的年代，宿白不喜欢用相机。有了数码相机，他也不用。他认为，考古工作者应该重视观察。
安家瑶说：“宿先生重视现场临摹，不建议到了一地就一味拍照。因为临摹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问题。这是拍照后回去看照片所达不到的。”
此外，在中央美院的学习经历，也让宿白结识了其中的众多师友，如叶浅予、董希文、刘凌沧等先生以及后来也成为画家的林岗和杨之光。23在发掘白沙宋墓时，他们都参加了临摹壁画和拍摄照片的工作。之所以能请来这么多画家，安家瑶说：“宿白说，这些先生都愿意来啊。一招呼，老师和同学就都来了。”白沙宋墓发掘团队在人员上的顶级配置，一时传为美谈。
宿白早年在发掘工地的留影（图片来源：宿志丕提供）
搭建考古教学体系
1948年，宿白被聘为古器物整理室的讲师。据宿志丕回忆，当时文科研究所里的一位领导告诉宿白，既然已经是讲师，就不用再做研究生了。因此，宿白的履历表里一直填的是“研究生肄业”。
1950年7月至8月间，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了雁北文物勘察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实地文物调查团。裴文中任团长。勘察团团员多是相关研究机构的精英，共16人，分考古组和古建组。宿白和阎文儒参加考古组。组长为陈梦家先生（1911-1966年）。24
考古组考察范围主要在山西省，考察内容包括山阴县古城、古墓、大同云冈石窟造像，以及搜集浑源县史前陶片、石器，并在内蒙古搜集小铜器。25考察后，多人撰写的报告集成《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于第二年出版。宿白负责撰写《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其中对浑源县永安寺和圆觉寺的历史以及部分殿宇、寺塔、石碑匾额、佛像壁画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研究，并对寺院保护提出建议。宿白还就佛殿梁架问题请教古建组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赵正之先生，并请该组同一院系的古建专家莫宗江先生审阅稿件。这篇早期文章体现了宿白“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也初步显露出他的学术专长。26
《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封面图，摄自宿白纪念馆
1952年，京津地区的高校面临着重大调整。1949年以前，我国高校多为综合性大学。1949年后，共产党政府“以俄为师”，在多个领域向苏联看齐，包括教育领域。1950年，在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上，苏联专家A·JI·阿尔辛杰夫认为，中国高等学校所遇到的任务与苏联当年在十月革命后改革教育体系的任务是相同的：中国各大学应该培养的，不是抽象的学者，而是具体的专才。他主张中国的大学不应只求其大，而应该照专门化的方针发展。271951年11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提出，“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随后三年，中国的综合大学数量减少，而工业、农林、医药、师范院校增加。私立大学转入公立大学。28
北京大学吸收了清华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部分系科以及经济系的理论部分。还吸收了私立燕京大学的文、理、法等系，而原有的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29在这样的院系大调整背景下，1952年12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迎来新专业，原来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与原来的考古组合并，成为考古专业。新成立的考古教研室，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所）的苏秉琦先生兼任教研室主任，宿白是讲师，其他工作人员还有阎文儒、刘慧达、赵思训和容媛等。30
杨泓说：“当时的北大历史系里，考古教研室是最寒酸的。中国史、外国史的教研室里都是教授云集。而考古教研室里，阎文儒是副教授，宿白还是讲师，刘慧达是职员。赵思训是照相师，徐立信是助手。容媛做考古文献书目。怎么把这个教研室建立起来，是宿白的重要工作。”
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里没有考古专业。北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专业，怎么发展？这的确是个问题。北大考古专业初创阶段，严重缺乏师资力量，多数教员需要外请。教员主要来自考古所，还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博物馆。学生实习也是到考古所的发掘工地完成。
杨泓说，“宿白的一个主要功绩就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考古学教学体系。既要考虑如何培养自己的教员队伍，还要组织学生实习。”
1955年，宿白（前排左五）率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学生在云冈石窟实习（图片来源：《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图录部分）
考古专业成立初期，宿白既负责教课，也将大量精力花在专业建设上。他曾多次见考古所所长、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夏鼐先生（1910-1985年），商谈教学规划、课程设置、学生实习等问题。在《夏鼐日记》中，人们可以看到夏鼐记录宿白多次找他商谈的情况：“北大考古专业课开教研小组，由宿白君来参加。”“宿白君来谈北大返京同学实习问题。”“上午北大宿白、刘慧达二同志来所，谈北大考古专业情况。”“宿白君代表北大商谈考古专门化事。”“宿白同志来谈北大‘考古学通论’课程事。”31
1954年9月，正在河南洛阳中州路实习的学生苏天钧因病中途返京，宿白为此事专门去找夏鼐商议。夏鼐记录道，“宿白君来谈北大同学苏天钧实习事”。之后，在考古所马得志的辅导下，苏天钧于该所整理了河南调查队在点军台遗址发掘的材料，编写实习报告，完成了实习。32
1956年，宿白晋升副教授，并担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一职。北大考古专业也因为不断有留校任教的毕业生而逐渐充实壮大教师队伍，他们中包括邹衡、俞伟超、严文明、李伯谦等。同时，更多的毕业生走向各地高校，将北大考古的发展经验传到各地。
“以地面以上遗迹作为考古对象”
1956年，宿白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虽然他在副标题上说，这是对新发现（1947年）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但延续他在《白沙宋墓》报告中的风格，此文注释的篇幅更大，几乎是正文长度的6倍。他按照碑文的顺序做注释，摘录相关文献与已知遗迹、遗物和碑文进行对比。一来，他不盲从碑文，要分析其中的问题；二来，他要推测碑文中所记寺院的位置，考订云冈的历史。33李梅田说：“这是云冈石窟研究上的重要突破。”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手稿图片，摄自宿白纪念馆
1957年，宿白等人带领1953级的本科生去河北邯郸实习，杨泓就是其中之一。杨泓回忆说：“我们实习时，最初在邯郸涧沟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来扩展到周边。发掘工作结束后，我们又分组进行专业实习，有新石器时代组、殷周组等等。我是跟着宿先生到南北响堂石窟做调查，这一组还有刘慧达、赵思训和孙国璋。”
杨泓曾不止一次回忆在响堂山的实习经历：在去北响堂山的路上，据说有个小洞窟，只是照片甚为模糊，不知情况如何。宿白为了一探究竟，决定顺路去调查。宿白穿着皮鞋，爬山比别人慢一些。其他人爬到洞窟口时，发现石窟内雕像早已被损毁。当地保管所老柴说，前方还有一处唐朝末年遗迹，大家又有了兴致。但是宿白鞋子不便，老柴就建议用自己的一只布鞋，换宿先生的一只皮鞋。于是二人一只脚穿皮鞋，一只脚穿布鞋，减轻了宿白的爬山之苦。
1957年，宿白（右四）和1953级学生包括杨泓（左二）在南响堂石窟合影。（图片来源：《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图录部分）
这次调查期间，他们住在简陋的石窟保管所里，无水无电，据说附近还有狼。而宿志丕还曾听父亲回忆说，在邯郸时，他晚上裹着棉大衣，垫着砖头睡觉。尽管条件艰苦，收获却很多。这里共有三组石窟，南北响堂石窟各有七座洞窟，小响堂石窟有两座洞窟。三处石窟都创建于北齐时期，“又以北响堂的三座大型洞窟规制尤为宏伟，刻工精湛，是北齐石窟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表作品。”34在宿白指导下，大家进行了仔细测绘。
李志荣认为，这一次的响堂山考察特别重要。她解释说：“这是1949年后，中国人自主用考古学的方法对石窟寺所做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察工作。”不仅如此，她觉得此次调查也是“北大第一次以地面以上遗迹作为考古对象的考古调查”。
宿白在她眼中有着非凡之处，她说：“宿白在1949年以后开辟中国考古学教学体系的过程中，把石窟寺等地面以上的遗迹纳入到考古学的调查和研究范围。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但是很少有文章提到这一点。”
杨泓认为，这一次田野实习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北大考古专业第一次独立与地方机构合作组织的实习。以往的实习虽然由考古所帮助安排，但实践内容难以和教学完全配合，所以这次考古实习，开启了北大考古实习的新模式，以后的基础实习都沿用这种方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宿白带领学生调查石窟寺，多次去云冈石窟和敦煌石窟勘察。他们也发掘墓葬和城址，从多个角度实地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考古。同时，他还讲授多个课程，如中国美术史、中国历史考古、隋唐考古和考古学通论等。
1959年6月，宿白参加文化部文物局派出的西藏文物调查组，前往拉萨、日喀则、江孜、山南、穷结等地开展文物调查。35
宿白在西藏调查过程中，以日记的形式对当地寺院的布局、建筑结构做了详细记录。原本只是为了撰写工作汇报，而三十年后，这份日记将发挥更大价值。李梅田说：“西藏调查后，宿先生带回来几大本笔记。有一些数据是他步测的，据说后来故宫的人去西藏测量寺庙，发现宿先生的误差非常小。”
宿白在西藏调查时的日记内页，摄于宿白纪念馆
“许多考古遗迹一旦发掘就永久消失了，所以我们要尽量地细致，获取尽量多的信息。”这是宿白进行考古发掘、田野调查时的重要准则。他建议学生们，“做考古调查要多画图，能有条件实测的最好用尺子测绘出准确的图形，不可能时，可以目测或步量，画出示意图。用图形可以加深和巩固记忆。”36
步测准，是学界流传的宿白另一大学术素养。但是这一点背后的故事几乎没人知道，除了他女儿。她回忆说：“以前父亲散步锻炼时，时不时会计数，估量时间、距离。我当时还以为是野外条件艰苦而形成的工作习惯。后来看到他学生的纪念文章中提到‘步测’，才知道原委。”
到了1960年代初，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实习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本科生会分成若干组分别到不同地点进行专题实习。1961年，宿白指导西安组学生，参加陕西省博物馆西安隋唐墓葬的整理；1962年，他又指导敦煌组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调查、测绘莫高窟北朝石窟。
1962年，宿白在敦煌莫高窟（图片来源：《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图录部分）
与宿白关系深厚的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1930-2011年）曾在文章中强调此次敦煌实习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完全按照考古学的方法，选择典型石窟进行实测、记录，并举办了实习成果展览。”同年，宿白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了《敦煌七讲》学术专题演讲，“正式提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问题。”徐苹芳认为，这是宿白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的开篇之讲。37
1963年，宿白指导学生在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整理洛阳晋墓的发掘资料，又指导学生在洛阳龙门石窟调查实测了龙门双窑唐代石窟。之后，考古工作不断受到社会政治运动的影响，直到文革后期。
宿白曾说：“我这一代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文化革命十年，根本就离开了考古岗位。”38
据杨泓回忆，当时，他和宿白都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去了，徐苹芳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去干校。徐苹芳想借书看，但图书馆也没了，北京图书馆（1998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都关了。他就跑到宿先生家找师母去借书。当时宿白家中需要给别的年轻人腾一两间屋子出来，这样的话，很多书就没地方放。于是，这些书就被堆放在屋子中间，垛成一个方垛。徐苹芳就在书垛里找书、借书看。“这是徐苹芳告诉我的。”杨泓说。
回归正常的学术环境，文化事业的逐渐恢复，重要的学术论著才有了绽放的空间。
中国的石窟寺考古
1978年，宿白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从窟龛形制、造像内容和风格等角度，并结合当时历史背景以及宿白所发现的金碑内容，对云冈石窟进行分期研究。1980年，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对此文的结论和金碑的可靠性提出质疑。1982年，宿白又发表文章进行回应。严谨的学术探讨最终赢得对方尊重，长广敏雄也在1990年的文章中部分承认了宿白的观点。
日本侵华的1938-1944年间，日本京都大学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组成调查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八年的详细调查。1951-1956年，他们陆续发表了十六卷32册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窟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但是，这部报告是英文和日文版的。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云冈石窟》报告，摄于云冈院史馆
在此之前，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还在响堂山石窟和龙门石窟调查研究，发表了论著《响堂山石窟》（1937年）和《龙门石窟的研究》（1941年）。
宿白深知，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对中国石窟寺的调查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各帝国主义相互竞争侵略中国的时代，也是他们从经济、政治侵略深入到文化侵略的阶段。
然而宿白在文章中，态度是平和的，论述是理性的。他将学术归于学术。他评价《云冈石窟》这份报告时说，它“几乎全面著录了云冈的重要石窟，并初步总结了1950年代以前的云冈研究，是今天研究云冈的必读书。”39
对于宿白的这种心态，李志荣是这样理解的：“你觉得作为一个曾经当过亡国奴的人，看着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工作，心情会很好吗？一个饱读史书的人，哪里不知道历史的沉浮呢？！但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好读书，好好工作。不要让自己的事情被别人做了。爱国不是嘴上说说。”
杨泓认为：“宿白一开始就要超过日本，因为当时有种说法——‘石窟寺在中国，但是研究在日本’。”他解释道，宿白之所以选择响堂山、龙门、云冈等石窟组织实习和考察，部分原因就是他要沿着日本人做过的路线去查验，而且他要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超越他们。那就是考古学的方法。以往日本人做石窟研究是用美术史的方法。
徐苹芳曾撰文说，用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只能记录现状、临摹壁画。但是“历史遗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历史发展实况的记录，考古学便是研究和揭示这些历史遗迹变化的学科。因此，把中国石窟寺是否纳入考古学的范畴，便成了现代中国石窟寺研究是否符合科学的唯一标准。”他认为，“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40
不一样的讲稿
文革后，考古专业教学秩序恢复。1979年，宿白晋升教授41，并担任新成立的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考古专业为博士点，批准宿白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3年7月，北京大学在历史学系原考古专业的基础上建立考古系，任命宿白为考古系主任。
宿白（图片来源：《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图录部分）
这一阶段，他依然会就考古系的业务问题与夏鼐探讨。同时，夏鼐也会找他鉴定古籍版本。而去北大办事时，夏鼐也多次去宿白的办公室聊天叙话。这样的沟通互动一直持续到夏先生去世。42
尽管行政事务增多，但宿白仍专注于教学与研究。文革后，他讲过的课程包括隋唐考古、中国考古学·下、中国古建筑考古、中国佛教考古学、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汉文佛籍目录和历代名画记等。
他的教学很有特点，他的学生记忆犹新。听过宿白讲课的学生，通常的第一感受是一个字——累。李梅田说：“听宿先生的课很累，他讲话就如同他写的文章，没有一句废话。”他继续回忆道，宿先生给大家讲器物、墓葬、城址或佛像时，不用图片，就是手绘，在黑板上几笔就勾勒出来。然后，他背着手走下讲台，看学生画。自己当时画得慢，也不像，很紧张。李梅田说：“他对学生要求严格，除了扎实的基础，还要求你用功。”
宿白给学生上课（图片来源：宿志丕提供）
杨泓也说：“上宿先生的课累得很。他讲课的特点是，课堂讲稿是提前写好的，他就是念稿，而且快得不得了。要是不认真地跟着记，你就追不上。他在黑板上画图，画得快，擦得也快。你如果不快跟，他很快就擦掉画新图了。”
安家瑶说：“宿先生讲课没有废话，没有小故事小包袱，满满当当，全是知识。不仅要记他说了什么，还要画他画了什么，所以我们在底下记笔记很累。但是，收获很大。”
而且，在写课堂讲义方面，学生们也有很强的共识，就是宿白不断地修改讲义。安家瑶说：“宿先生不是普通的教书匠。有的老师备一个课，可以讲好几年。宿先生不是，他要根据考古新材料不断调整讲义，不断地改。而且，他要通盘地考虑，绝不是简单地增加材料。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宿白《中国古建筑考古》讲义手稿图片，摄自宿白纪念馆
果然，宿白的课堂笔记就成了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生的宝贝，先是互相借阅传抄，然后就是出版。宿白有6本流传甚广的讲稿：《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汉文佛籍目录》《中国古建筑考古》《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和《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
李梅田说：“这些讲稿还没出版前，大家就都看过。全国相关领域的考古学家和院校，都有这个未刊讲稿。有些学校的教材也是以此为框架编出来的。它的影响力比正式出版的教材要大得多。不是教材，胜似教材。”2008年至2012年，这些讲稿陆续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后，又被三联书店结集出版。
通过教学与实践，宿白逐渐摸索出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留下重要学术遗产。
汉朝以后考古学的奠基人
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从研究对象所属的时代来看，可分成不同的时间段，如新石器时代考古、秦朝以前的三代考古（夏商周）、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宋元考古以及后来出现的明清考古。宿白研究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主要在汉代以后，以杨泓的话来说就是，“宿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至明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历史时期考古学涉及的研究内容很多，如隋唐考古中，既包括墓葬、城址、石窟寺、建筑、陶瓷等领域的内容，还涉及到雕版印刷、中外交通，当然，还要熟读当时的文献。
在这些领域，宿白均有研究。不过，他的学生们知道，宿先生不喜欢被人界定为某某领域考古学家，比如石窟寺考古学家、佛教考古学家、城市考古学家、古建筑考古学家等等。因为在他眼里，研究这些皆是为了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考古学。
李志荣说：“对宿先生而言，所有历史时期的遗存都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之所以将它们分门别类，是因为你需要有这些专门的知识。”
杨泓说：“宿白就是考古学家，他做的都是考古学的事。”
1978年，宿白发表《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之后又发表《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青州城考略》和《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等文章。他以考古遗迹和大量文献结合的方式探讨城市及其历史。如在《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中，宿白探讨了长安城的布局及其背后的动因，详细分析宫殿、城址和东西市的历史、布局和发展情况。还探讨洛阳城的创建布局、城市变革及商业的繁荣。并在文末阐述这两座城市对国内其他地区及国外临近国家的城市兴建的影响。43 18页的文字，没有一句空话。此文发表距今已50多年，依然是知网相同关键词文章中下载量和引用量最多的文章，而且是遥遥领先。
安家瑶认为，尽管以往也有人研究古代城址，但是宿先生的研究更加高屋建瓴，因为他把这些遗迹真正地放在历史背景中去考量。
在墓葬考古领域，除了令其名声大噪的《白沙宋墓》之外，他还撰文探讨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并对其进行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44
1978年，他发表《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一文。其中详细介绍了北魏时期洛阳城和北邙陵墓的遗址，以考古和文献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北魏鲜卑族的历史，以及魏晋时期各民族间相互融合所带来的新制度和习俗。并指出这些新的变化又体现在城址和墓葬的演变上。正像他在文末所说的，“继续进行鲜卑遗迹的考古工作和进一步分析整理鲜卑遗迹，可以使我们从考古与文献相结合来加深认识关于我国历史这一特征的重要论断。这不仅是研究鲜卑民族历史所必需，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45宿白研究这些鲜卑遗迹，绝不仅仅是为了研究鲜卑，他有着更宏阔的视野和格局。
徐光冀说：“宿白的考古研究都是有大格局的。水平高低，就在你的格局！”他解释说，“比如挖一个城址、一个墓葬，有的人搞了几十年，也弄不出结果来。为什么？因为‘掉进去了’！看不到整体了。没有知识储备，就只能局限在眼前的材料里。所以，你的知识越多，见识越多，你的格局就越大。”徐光冀在讲述时，“掉”字的语气格外重，一语双关，令人回味。
宿白在石窟寺考古领域的研究用力更多，相关论文集成《中国石窟寺研究》于1996年出版。1998年，徐苹芳为此书撰写书评时说，宿白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石窟寺考古研究方面的全部历程。46
宿白所著《中国石窟寺研究》1996年版，摄于云冈院史馆
杨泓认为，“石窟寺考古是三国到宋元考古的一个分支学科。宿白是石窟寺考古的奠基人。”
李梅田说：“宿先生是石窟寺考古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建立者。宿先生把全国的石窟寺做了一个分区分期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框架。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过程和脉络因此变得清晰。现在我们研究的话题、课题更多，但是这个基本框架没有变。”
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继1959年进藏考察之后，宿白于1988年8月再访西藏。不过，部分寺院如萨迦北寺、甘丹寺已经在文革中遭受损失，宿白早年的日记就成了追查文物和重修时的重要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炤在撰写的相关书评中说：“宿白先生对西藏佛寺的分期，不仅限于文字说明，他又特别着力地采取了形象而明晰的图表形式。”他回忆，宿先生为其中一篇文章配制的三张大表，耗费了先生极大的心血。一张大表有关寺庙建筑的所在地、时代和资料来源，另一张表是86座寺庙建筑平面图，还有一张画着不同时期寺庙建筑的柱头托木形制。罗炤说：“记得1990到1992年的二三年时间中，它们一直挂置于宿先生的书房墙壁上或书案边。我每次去先生家，总是看到他专注于表中文字和图形的修订调整。先生俯身于表上的神情与身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47
宿白所制西藏寺庙的建筑平面形制图（图片来源：《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三联书店，2021年）
徐光冀认为，这部著作可说是西藏佛教考古学的奠基之作。安家瑶说，自己去西藏时，特意带着这本书，留给了当地的寺院。这本书记录了寺院原来的样子。
1999年，宿白的又一著作《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出版，著作深入阐述了中国雕版印刷早期和盛期的历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还曾以此书为切入点追忆宿白。他认为，宿白研究早期印刷术历史的最大特点，是其系统性。同时，“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时势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宿白先生一直是在全面梳理相关史料和实物的基础上做出严谨的分析，始终坚持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开始应用的时间，依据现有资料，只能推定在唐玄宗时期，亦即不得早于开元年间。这虽然不一定就是最终的结论，却是当下最科学的结论。”他认为宿白的相关研究和得出的结论，与他长期从事考古学研究形成的基本素养有关，也是他作为一位纯正的学者所具备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的体现。48
2011年，《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一书问世。这是将未收入1996年出版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和《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两书的文章荟集而成的。内容分两大块：宗教遗迹和城址墓葬等。考古资料所属时间涉及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三个单元。宿白在后记中说，自己从1950年代负责组织实习考古专业的教学，到后来不断修改这三个历史时期的教材，他“一再从头整理考虑有关的考古成果和必要的文献资料”49，最终汇成这三部著作。
宿白回顾这六十年如“瞬间”，但这些论著却成为永遗后世的无价财富。他的文字，也传递出探索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方法与精髓。
徐光冀说：“历史考古学就是考古和文献并重，而且要以考古资料为主。通过历史考古，我们不仅能补充历史，还能写历史，甚至纠正历史。当然，有些部分，考古会弱一点，比如政治制度等意识形态的部分。但在城市、手工业等内容上，文献记载不具体，通过考古，我们可以写。”
安家瑶说：“宿先生曾说，进行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就是要将文献和考古相结合，它们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个都不能偏废。这样你的研究才会扎实。”
陈星灿说：“如果要在考古学家里找一个历史学家的话，他是最突出的代表。”他解释说，“做历史时期的考古学，不管是哪一段，不仅要懂考古，还要熟悉文献。如果你对文献不熟，其实除了描述，做不了其他工作。而宿白，考古和文献，他都做得很好，而且将两者结合得也很好。所以，他才成为宿白。”
宿白印象
1988年，宿白卸任考古系主任后，继续从事教学工作，直至2004年。2000年，宿白出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2016年5月，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宿白获终身成就奖。晚年的宿白虽然不再写文章，但是仍然关心文物保护工作，曾经为保护西藏芒康盐田进言献策。他还为其他人的著作写序，应邀题字等。
宿白在北京蓝旗营家中的书房（图片来源：宿志丕）
2010年，宿白将自己的藏书逾一万余册，全部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他与北大图书馆逾70年缘分的总结。第二年，宿白赠书室向北大师生及入校社会人士开放。
2018年2月1日，宿白逝世，享年96岁。他和夫人朱明瑞之墓就坐落在山西大同的武州山上，紧邻云冈石窟。
宿白给人的印象不尽相同，有的说他严厉，有的却说不是这么回事；有的说他不可接近，有的又说他很和蔼。
徐光冀说：“宿白是一个对人要求严格的教育家。那没错。他本来很和蔼，但在做学问上，是很严格的。”
2015年2月，徐光冀和宿白合影（图片来源：徐光冀提供）
李梅田就曾经受罚。他研究生第一学期结束时，因为年小贪玩，作业有点潦草。宿白不满意，就让他读日本人编的那部《云冈石窟》报告。这部32大本的报告，不能外借，只能在图书馆开门时阅览。李梅田读英文版，读了一个学期，没读完。到了寒假，他和宿白说，还差几本，怎么办。他本以为老师会放他一马，让他放假回家。结果，宿白说，他可以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一声，让李梅田借出来继续看。于是，李梅田那个寒假就是在学校宿舍度过的，过年没回家。之后，他写了篇读书心得，宿白也比较满意。故事还没结束，那套大部头的报告后来就留在了考古系的资料室。日后，李梅田还和校友说：“你们知道这套书是怎么到咱们系的吗？那是因为我啊！”他言语中，还有那么一点骄傲。
安家瑶回忆说，宿先生有时是比较严厉的。他讲课时，不喜欢学生迟到。如果有人迟到了，他很不高兴，会让人家站半天。
宿白女儿也回忆说，有时候父亲在家里会训学生。她很纳闷，就问父亲：“干嘛那么厉害地说人家？”宿白回答女儿，“我说了半天，他也不吭声。你也不知他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他一直闷着。生气！”还有的学生说宿先生偏向另一个同学，她也问过父亲原因。宿白说：“他老跟我嬉皮笑脸的，我拿他没辙啊。”宿白的这些性格特点和想法，也许，他的学生从不知道。
李梅田是宿白学生中的小辈，从没在先生家喝过一杯茶。他谦虚地说：“我们还没那个资格。”他又说，“我们有几个师兄曾经特别得意地和我说，‘我在先生家喝过茶，抽过烟。’很让人羡慕。”言语间，已是大学教授的李梅田，仿佛回到了青涩的学生时代。
不过，他话锋一转，说：“但是跟随宿先生学习，还是很受他的影响。一个就是要严谨：不能随便说，不能随便写。另一个就是他平时经常和我们说的：写文章一定要客观，对事不对人。”
宿白也有日本学生。原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所长菅谷文则曾师从宿白学习。宿白曾带着他、安家瑶和另一个学生陈英英一起去敦煌实习。宿白后来和夫人去日本考察时，还曾住在菅谷文则的家。
宿志一说：“父亲在这些问题上分得很清楚，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要分开看。”菅谷文则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曾说：“学问无国界。两国的考古界都应该抱着这样的理想去切磋、交流与合作。我曾在中国求得一幅字：‘枯鱼过河泣’。这里的‘枯鱼’是指与中国断绝的日本，而‘河’则指的是文化上的祖国之河——黄河。亚洲各地的古文化研究离不开与祖地中国的比较研究，这一直是我的一个研究信念。”50
宿白也有不喜欢的学生。如果学生和买卖文物扯上关系，他会非常不高兴。如果是学品人品坏了，那他一辈子也不想再见到这个学生。
早年学生毕业都是包分配。在毕业去向的问题上，宿白是强硬的。他觉得，组织给分到哪儿，就应该去哪儿。搞石窟寺研究，就应该去石窟寺工作。如果是文物局办的代培班学生，他认为应该信守对文物局的承诺，从哪个单位来，就应该回哪个单位去。宿白对子女教育鲜少操心，但是对学生却管得不少。晚年，宿白曾对一个学生说：“我是不是对学生管得太多了？”
他女儿说，父亲晚年会反省自己早年对待学生的方式方法。其中，对两个学生，他一直心存歉意。一个学生因为工作原因一直未婚。另一个学生去了敦煌，以为两三年就回来，但赶上文革，没能回来。她和丈夫两地分居多年。后来她自己也不想走了，就留在了敦煌。她是樊锦诗。宿白女儿说：“父亲觉得特别对不起这两个学生。”然后，她又补充了一句，“这是他晚年时想的，当时他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
“严厉”是很多人对宿先生的一个直观印象。对此，杨泓说：“不是那么回事呦！”他解释说：“宿先生要求学生的确比较严格。他给你安排的事，你得做完了再去找他。如果做不完，做不好，他会不高兴。但平时，他是很风趣的人。不像大家说的那么可怕。”
杨泓虽然是宿白的学生，但后来在考古所的学术委员会工作时，与宿白也是同事。他对宿白的了解更多一层。
1994年，杨泓与宿白在云冈石窟合影（图片来源：《杨泓文集·考古文博忆往》，文物出版社，2021年，358页。）
宿白在考古系工作时，行政工作多，教学又忙。有人来找他报告事情，报告完之后，宿白会说：“你还有事吗？你该走了。”如此直接地下逐客令的确让一些人感到错愕。
杨泓说：“上世纪50年代，我们念书时，宿先生没那么忙。学生去找他，打扰他，都没事。后来他忙了，当然不成。他们有这种感受，但我没有。”杨泓继续讲述宿白和自己以及徐苹芳的故事。他说，早年宿先生到考古所开会，早上进城又远又不方便，而且中午所里也不管饭。这样每次来，宿先生都提前一天到，住在徐苹芳家，第二天开完了会，就在徐苹芳家里吃饭。宿白和徐苹芳是这种亦师亦友的紧密关系。
徐苹芳（右一）与宿白合影（图片来源：《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图录部分）
杨泓接着以他的京腔说：“可宿先生不能老进城啊，我们也会去北大开会。开完会吃饭也是个问题啊。当时还在用粮票，家家的粮食都有限。宿先生家没有富余的粮票，他就跟我们说，‘你们自己带饭来啊，我管菜。’于是，我和徐苹芳俩人就一人蒸一盒饭带过去。宿先生准备好菜，我们在一块儿吃饭。”杨泓讲述时颇有北方相声的韵味，这个故事或可名为——去宿白家“吃菜”。
宿白晚年时，李志荣经常来陪伴，帮助整理书籍，还经常给老师做饭。连菜市场的人都认识她，每次见到她就说：“呀，你又来啦！给老师买菜啊！”在她眼里，老师是慈祥的，从来没有批评过她。她说，每次汇报完工作，先生总是说，“嗯！好！”这是宿白对她最多的评价。在后来的工作中，宿白也给予她诸多指导和关照。
在安家瑶心里，宿先生是和蔼的。宿白擅长书法，经常被索要墨宝。一次她陪着宿先生到一处考察，当地请宿白题字。他就问安家瑶，该写什么。安家瑶开玩笑说，“你就写‘宿白到此一游’！”大家哈哈一笑。宿白只写了自己的名字。
安家瑶与宿白合影（图片来源：安家瑶提供）
还有一次，《大众考古》杂志对安家瑶说，希望她转告宿先生给杂志社题个字。安家瑶说，自己当时可能也没说明白，于是，宿先生就写了“大众考古”四个大字给杂志社寄去了，可能还写了不止一张。安家瑶说：“后来，杂志社把东西寄回来了。我又给老师送了回去。哎呀，我其实应该把它留下来啊。”
宿白的墨宝在学界很有名，尤其一副题字流传甚广，内容是一句藏族的萨迦格言：“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萨迦格言》中通常两句为一段。要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们不妨参考一下这句话的上一句：知识浮浅者总是骄傲，学问渊博者反而谦虚。51
而宿白所写的另一句话，安家瑶认为也可以很好地代表宿先生的治学态度：“治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
宿白为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题写的所训（图片来源：《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图录部分）
治学·为人
有关宿白的治学态度，既留在后人的记忆里，也留在他的笔迹中。
李梅田说：“宿先生不喜欢前呼后拥式的排场，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学术上。他觉得其他东西都不重要。”
宿白在学术上的威望曾引来很多人拜访，各地考古所所长或领队，到北京后，都想去拜访宿先生。但如果工作没做完，比如考古报告迟迟不出，很大可能会招致他的严厉批评。不少人被批评后灰头土脸地走了。后来，很多人不敢去拜访他。
宿白90岁生日时，正赶上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宿白的学生张忠培写了一篇主题为“文化·人物·考古——贺宿白先生九十华诞”的演讲稿，在年会上宣读。2012年4月28日，张忠培把演讲稿给宿白看，宿白有意见，给他在演讲稿第一页的上方写了五条建议。他写道：
①学会不是政治性会议。
②年会开幕词不宜布置题目……设想可以，但应和出席者平等研讨。
③我的生日更不应放在年会里讨论，而且过分夸大……
④最后才提出正式讨论的主题。其实只说说这三个问题就够了，不宜插进其他。这三个问题也不宜硬性规定。何况“年会”时间有限，怎能研讨这些（意为“这么多”）问题？
⑤已经成为事实了，以后注意吧。52
这篇宿白批注的演讲稿，宿志一一直留存着。
宿白为张忠培演讲稿所提意见手稿（图片来源：宿志一提供）
宿白也曾经做过退项目经费的事。据李梅田回忆，当时宿白负责一个有关考古学教材的重要项目，然后分给很多人做。有人写出来后，反而遭到宿白的批评。后来很多人不敢拿出来。宿白认为标准没有达到，就主张把项目的经费退回去。很多人会认为这么做没有必要，到手的经费怎么会退回去呢？但是宿白觉得，按照科研管理规定，工作没有完成，就不应该拿这份钱。
有人说他循规蹈矩。其实，他女儿也一样。
她说：“我们家人都比较循规蹈矩。记得我在工厂时，有一些小零部件的包装盒，装小物件很方便，也许有人就拿回家用了。但我父亲坚决不允许我带回家使用。而且工作时间里，他也不允许我们打私人电话。”
宿白对财物也并不看重。早年其父留下来的家产分给了六个子女。留给宿白的那份，他不想自己留着，便以三个人的名义捐给了修复长城的项目。1984年7月，《北京晚报》和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单位联合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当时，北京地区66%的长城已经成为土堆或残垣断壁。像八达岭、慕田峪等基本完好的部分屈指可数。而且“绵绵长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靠国家拨款修复”。这一活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和热烈回应。赞助办法中包括：个人以一百元为起点，赞助五百元以上者将在八达岭长城上树碑刻名作为永久性留念。53
宿白以父亲宿星、自己和妻子朱明瑞的名义各捐赠一千元，共计三千元。因为捐赠数额多，他们的名字排在前面。宿志一说：“父亲很多事也不告诉我们，只是母亲说一两句。”其实，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这三人的名字还曾刊登在1986年9月18日的《北京晚报》第5版上。
《北京晚报》于1986年9月18日第5版上刊登的第一批刻碑名单，第二三排中记录了宿星、宿白、朱明瑞三个名字。（图片来源：摄自首都博物馆《薪火相传 共砺国魂——庆祝“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四十周年专题展》）
在童年的记忆里，宿志一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不是父亲忙，就是他忙。以至于在父亲晚年时，他们的聊天都显得极为呆板、不自然。每次宿白想让儿子分享一下外出的见闻，宿志一就很头疼。他觉得自己是学理工的，讲工作，父亲不感兴趣，可是除了工作，自己又没什么可讲的。他说：“于是，我就打开手机，给他念新闻。然后父亲就不乐意。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有什么可跟他说的。”父子俩独特的沟通方式，也许恰恰体现了他们都是心无旁骛做学问的人。宿志一长得像父亲，骨子里，也像。
宿白和夫人朱明瑞、长子宿志一、女儿宿志丕全家福（1975年摄）（图片来源：《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图录部分）
宿志丕说，我记得儿时父亲出差回来会买书送我，比如《古峡迷雾》，这是考古学家兼科幻作家童恩正先生所著的科幻小说。“他还给我读《莎恭达罗》。我之所以能记住这本书，就是觉得它的名字很奇怪，是讲古印度的一个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她说，“父亲喜欢看历史地理方面的杂书。我们小时候看的小人书，父亲也和我们抢着看。以前还很纳闷，后来知道，他其实是把看闲书当做休息。”
宿白的儿女，同样是做学问之人，穿着朴素，待人真诚，说话也显出一种学者的严谨范式。通常，妹妹说一个事，哥哥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是做补充、纠正，甚至质疑。
提起老家来自哪里，宿志丕说，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宿志一说，这你有证据吗？没证据……经过一场牵涉山西、河北、山东、辽宁的讨论，最后兄妹达成共识：从父亲那辈算，三代以前就到了辽宁。
关于父亲是否关心政治的话题，宿志丕说，父亲是学历史的，哪有不关注政治的呢？但是，他不会参与。宿志一立刻说，也不能说不参与，这个说法也不对。文革后期，他也和其他三个人组成一个战斗队呢……又经过一番讨论，他们最后一致认为：父亲不是不关注这个，而是更专注于做学问。
不过，关于一点，他们的意见却十分一致。他们都觉得：“父亲是个普通人。我们从来没觉得他有多厉害，他不过是尽职尽责而已。”
历史还将绵延
晚年的宿白，还在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时，曾经手写过一份自我介绍。他在其中说：“宿白早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古籍整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始全力投入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和教学……主要研究范围是汉以后考古……”54他只是介绍自己都做了什么。字里行间，没有一句自我表扬的话，或者显露出志得意满的词句，如此平静！这不禁让人想起《萨迦格言》中的那段话：“知识浮浅者总是骄傲，学问渊博者反而谦虚。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徐光冀说：“宿白首先是个考古学教育家。为了提高教学，他做研究。他也是魏晋到宋元这一历史时期的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者，这是没有错的。”
杨泓说：“宿白是考古学家，如果再增加的话，他是版本学家。”他不愿意用一个形容词评价先生，只说：“那是我老师！我写文章，就是他教的呀！”2021年，《杨泓文集》出版，5卷6册，200多万字。
在李志荣看来，敬重老师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他教你的方法去工作。”
李梅田认为：“宿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不管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他都把精力和关注点放在学术上。这很重要。”李梅田也是一位老师，他觉得，“兴趣、好奇心、有探索的欲望，是做学术的重要品质。而且，没有功利心。”
安家瑶说：“宿先生教我们寻真求实，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工作，不要说空话。这样你的研究才站得住。他严谨而且非常热爱考古。我有缘受教于宿白先生，获益终生。”
陈星灿说：“宿白是中国最好的学者之一，他要求严格，又很正派。在历史时期考古学领域，他是最顶尖的学者，傲视群雄。在他的研究领域，很难有人超越他。”
宿白晚年，曾和女儿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历史上，轶失的东西很多，你的研究断了就断了。以后，谁有兴趣，或者谁看到了，愿意继续就继续吧。”他接着又说了一句：“因为中国的历史太长了。”
徐光冀是有信心的，他说：“宿白在很多领域奠基了，开头了，但是必须再深入扩大研究，才能知道更多。后人要跟着走，而且，还会有更多的创造性。现在学风浮躁，有人只是赶时髦，但是，总还会有人，只做学问……”
2024年一个平常的夏日，一个游客来到宿先生墓前，看到三束鲜花、一个花篮，躺在宿白先生和他夫人的墓碑旁。阳光和清风，让花与茎开始褪去鲜艳的色彩，留下永恒的大地之色。
微风轻拂着周围的松林，瑟瑟之声入耳，更显庄严、肃静。
宿白的墓碑方向朝南，顺着这个方向望去，武州山前青绿的田野，一望无际，透着勃勃的生机……
致
谢
笔者在撰写本文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大力支持，特此表达最真诚的谢意：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支持本文写作，分享真知灼见和动人的细节，还分享很多宝贵的照片及资料，并给予其他采访上的巨大支持；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支持本文写作，分享很多宝贵细节和故事，还提供很多参考资料上的指引和建议；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老师对本文的关注关心，分享的宝贵细节，并提供其他采访上的巨大支持；
感谢宿白先生之子女宿志一先生和宿志丕老师邀请笔者到宿先生生前住过的蓝旗营家中，分享很多宝贵细节、珍贵照片和资料，感谢他们对此文的极大支持；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先生在笔者撰写考古人系列文章上给予的最大支持、宝贵而细致的建议；
感谢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老师分享的动人细节，对本文写作上寄予的厚望和支持；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教授十分详细地解答笔者的每个问题，分享的生动细节，给予的巨大支持；
还要感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良仁教授在笔者写作前后所付出的心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宝贵建议。
另，还要感谢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刘嫄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先生的宝贵建议。
参考文献
1.徐苹芳，“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过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1998年第2期，第62页。
2.三部著作的相关书评皆引自“豆瓣读书”网。
3.石庆海，“1950年代安徽治淮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8级，第48页。
4.顾洪主编，《淮河流域规划与治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年，第55、60页。
5.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绪言，第17页。
6.徐苹芳，“重读《白沙宋墓》”，《文物》2002年第8期，第92页。
7.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8.倪润安整理，“风物长宜放眼量——宿白先生访谈录”，《文物世界》2002年3月，第22页。
9.田希圣，“北京大学文学院”，载《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页。